7月以来，多家民营银行陆续更新了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对比上一期，华瑞银行个人贷款合作机构，富民银行平台运营合作方、增信服务合作方，三湘银行合作机构，亿联银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机构数量均有明显下滑。
被终止合作的并不全是长尾小平台。富民银行和三湘银行均停止了与马上消费金融的合作，富民银行砍掉了京东系的钧腾信息，三湘银行砍掉了京东系的云瀚信息，微众银行也出现在两家银行的终止名单中。头部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巨头旗下平台以及同为民营银行的微众银行，陆续在本轮调整中被“划掉”。
距离2025年10月1日助贷新规正式施行已过去9个多月，上述变化表面上是银行在压降合作机构数量，实际则是资金成本、分润空间、增信链条和合规门槛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一轮调整，远比“银行清理小平台”要复杂。
被清退的不只是小平台
根据各银行官网数据，截至2026年7月中旬，已公布合作机构名单的民营银行中，收缩是主线。
华瑞银行6月末个人贷款合作机构65家，较今年3月减少5家。富民银行平台运营合作机构7家，较2025年9月减少5家；增信服务合作机构6家，较2025年9月减少12家。三湘银行5月末合作机构30家，较2025年12月末减少12家。亿联银行2月披露融资性担保合作公司28家，较2025年9月减少8家。
梅州客商银行5月平台运营合作机构较3月增加2家，是少数逆势增长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压降并非简单的“一刀切”。富民银行上半年在终止7家平台运营、17家增信合作的同时，也新增了2家平台运营和5家增信合作。总量下降的同时，结构在调整。但被终止合作的对象更具信号意义：马上消费金融、钧腾信息、微众银行……这些都是有流量、有规模的机构。
西部地区某城商行资深从业人士分析认为，总体来看，助贷新规实施以来，被清退的平台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盈利模式依赖拆分息费、捆绑增值服务或会员费，实质上可能是在绕开利率红线；二是这些平台资本实力偏弱、投诉较多、司法纠纷频发，容易向银行传导声誉风险。
“名单制本身不是黑名单，但名单一旦挂在官网上，银行就要为每一家合作方背书。这时候，合规瑕疵就从‘可以容忍’变成了‘不可承受’。”他表示。
再看其他银行的情况。蓝海银行3月将合作平台从68家砍至28家，有40家标注为“暂停投放”。亿联银行互联网消费贷余额不断下压。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0%，创历史新低；民营银行净息差为3.62%，较2025年四季度下降21个基点，虽然仍是各类银行中最高的，但下行速度最快。
上述西部地区某城商行资深从业人士指出，民营银行净息差虽然在各类银行中仍居高位，但一个季度下降21个基点的速度远超城商行和农商行。助贷新规不是唯一原因，但确实是加速器，过去靠“广撒网、高定价、增信外包”支撑的息差模式，正在被逐一拆解。
助贷平台利润空间被锁定
业内有一种说法，这一轮断助贷，不一定是银行清退助贷平台，也可能是平台主动放弃银行。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分润账需要摊开来看。在综合融资成本24%的红线之下，助贷平台的利润空间被锁定，它们更倾向于与资金成本较低的银行合作。业内人士举例说：在36%利率时代，银行从助贷方获得固定收益，扣除资金成本和运营成本后仍有利润空间；到了24%时代，银行固定收益进一步下降，基本覆盖不了成本。
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更高。由于缺乏物理网点，大部分民营银行在负债端长期依赖较高利率吸收存款，资金成本具有刚性。而在资产端，利率市场化和24%的综合融资成本红线同时施压。按照业内通行的分润模型举例，24%的定价中，银行资金成本约占3个百分点，银行固定收益约4个百分点，担保方固定收益约7个百分点，助贷方风险拨备约5个百分点，助贷平台成本和利润约5个百分点。银行端能够获得的“资金成本+固收”合计约7个百分点，而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比大型银行高出约1个百分点，算下来这条线只能勉强打平，且尚未计入不良损失。
上述西部地区某城商行资深从业人士进一步分析，民营银行与头部助贷平台“分手”，表面上是合规原因，实际上其实是分润账算不动了。头部助贷平台现在优先选择股份制银行和大型银行作为资金方，只有资金成本在3%至4%的银行，才能在24%的框架内把分润模型跑通。民营银行资金成本在4%至5%甚至更高，还要从中抽取一部分固定收益，留给助贷端的空间所剩无几。
“所以部分民营银行砍掉头部助贷机构，不一定是因为这些机构不合规，更可能是双方重新谈判分润比例谈不拢，或者银行觉得不如自己做。”他表示。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增信端的变化。与“富民银行增信合作方一次性减少12家”类似的是，据2026年3月数据，众邦银行一次性清退了13家融资担保公司。与此同时，上海部分支付机构开始陆续关停面向“7+4”类地方金融组织的代扣业务，涉及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商业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重点打击的是“双融担叠加服务费”“月系融担商城马甲”“砍头息加代扣捆绑”三类违规操作。如果增信链路在支付端和名单制两端同时受压，民营银行过去“助贷获客加融担兜底”的轻资本模式将面临更大挑战。
风控短板仍需时间补齐
监管的政策组合拳是层层递进的。2025年10月，助贷新规落地，要求银行实行名单制管理并禁止收取额外息费。2026年3月，金融监管总局约谈了分期乐、奇富、你我贷、宜享花、信用飞5家平台运营主体。同期，消费金融公司收到“一司一策”窗口指导，担保增信贷款余额占比从50%压降至35%甚至更低。
多地中小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还接到窗口通知，要求融担类业务占比不超过25%，助贷增速不得高于自营贷款增速。
2026年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正式施行，要求贷款年化综合成本必须弹窗显示、强制阅读并确认。
上述西部地区某城商行资深从业人士认为，这一轮监管不是在单个环节上修修补补，而是把助贷、增信、支付、明示4个节点串成了一条完整的合规链条。而在这个链条上，大型银行资金成本低，还能继续与头部助贷机构合作；消费金融公司有股东场景支撑，可以发展自营；民营银行资金成本高于大型银行，场景资源弱于消费金融公司，过去10年又把贷前授信和风险识别大量外包给助贷平台，自身的风控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在转型过程中，除了风控能力缺失之外，数据孤岛、征信白户、中介包装等问题相互交织，自主识别客户风险的难度远超预期。例如，蓝海银行在砍掉40家合作方后，专门成立了普惠自研事业部，但这属于典型的应对动作，自研风控体系的建设不是成立一个部门就能在短期内见效的，还需长期深耕。
上述西部地区某城商行资深从业人士还补充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风险点：这一轮“断助贷”很可能被解读为行业走向成熟的表现，但不能忽视反向风险。如果民营银行的自营风控能力在近年内没有实质性提升，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重新转向高定价客户群体，要么规模持续萎缩，直至失去自主定价能力，最终被兼并或被动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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